这其中，2%来自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1%-1.5%来自人口的增加。

新常态缘于供给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口转变趋势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密切相关。

等式的左边仍然是经济增长率，但是等式的右边不再代表巧妇手里的柴米油盐，而是看谁来享受烹饪后的餐食。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生育率 老龄化 经济增长 。生育率下降是一个不可逆的规律性现象，因此，老龄化过程也是无法阻止的。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新发展目标，必须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图 6—2 所示，我们把估算的潜在增长率同实际增长率一并展示，并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将实际增长率分解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因素的贡献百分点。

也就是说，从需求侧的视角，我们关心的不是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使用哪些要素进行生产，而是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GDP）送到哪里，通道是否足够宽，吸收规模是否足够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改善民生的政策实施力度明显增大，收入分配状况显著改善，特别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农民收入中转移支付性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新冠疫情的长期挑战：全局有效的资源配置 新冠疫情带给人类的启示，两大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人类史无前例的在不到一年内研发出了新冠疫苗，说明人类的创新研发潜力不可低估。

如何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一方面是增加创收机会，这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题记：2021年7月3日，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54期举办，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的演讲整理。第二是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2020年一、二季度，总需求下降很多，其中下跌幅度最大的也是消费部分（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同时投资、出口性需求也都有所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数据，全球平均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在3元左右，中国在2010年之前也基本保持在这个水平上下，但之后一路上升，近期已达6元以上。因此，从长计议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非常必要。

1970年G7国家医疗卫生行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5%左右，在随后的45年里，所有G7国家的这一比重都持续上升，这意味着G7国家医疗卫生行业产值的增长速度高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其中美国医疗保健的GDP占比高达18%左右。新冠疫情发生后，因为全社会抗疫的要求，不仅是市场的需求端突然巨降，供给侧的经济活动也几乎同步阻断，这是传统经济危机中不曾出现的情况。在大多西方国家，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相对更为松散，更重要的是，民众生活的自我主导意识更强。近几年来，国家医保局高度重视医药卫生技术的经济学评估，每年都邀请数十位全国药物经济学专家直接参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的调整，我本人去年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居住开支既有消费属性，也有投资属性。增量资本产出率常用于衡量投资回报水平，即生产单位GDP的投资增量成本。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武汉首当其冲，因为政府主导的统一、快速、强大的抗疫措施，疫情在第一季度末基本得到管控，经济活动从二季度开始逐步恢复。尤其在我们中国，通过各级政府紧密的上下从属关系，政府应对重大危机的统一行动力具有巨大的独特优势，其支撑的关键条件是广大民众响应政府防控措施的高度配合度。

目前，全国有30个城市正在先行试点推进DRG改革，未来几年会覆盖到全国。需要补充一点，新冠肺炎2.2%的病死率是基于目前累计确诊的1.82亿人计算，而这一确诊人数很可能被严重低估。

道理很简单，长期而言，人类除了应对新冠、流感等大型传染性疾病以外，还要继续面对非传染性的若干重大慢性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慢阻肺（COPD）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人均GDP为72447元人民币，当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占比44%。

因此，从趋势关系看，疫情防控措施的严格程度和反应速度都直接影响到疫情防控最终的效果。类似的，2008年的非耐用消费品需求下跌了44.3%，而新冠疫情期间只下降了13.3%。事实上，除了疫苗研发，还有如远程医疗、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在医疗服务行业的研发应用，也因新冠疫情的危机成为积极的助推力量，使其呈现加速发展的步伐。中国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总之，这一观点的核心思想是，在防控措施的选择上存在机会成本的约束，因此有必要思考且存在抗疫的优化方案，尤其是长期抗疫，更应综合考虑优化问题。他认为，通过严格、快速的疫情管控，短期中不但保住了更多的生命，长期中也能收获更多的财富。

富国穷国疫情比对：结果和直觉不太一样 在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新冠病毒感染呈现了令人好奇的特别分布。累计死亡病例约为400万例。

也就是说，在采取同样抗疫严格程度和反应时间的国家中，各国感染率仍然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这意味着非人为干预的自然因素确实影响了各国的实际感染程度。因此，随着医疗卫生服务在宏观经济的比重持续增加，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是否受到影响成为人们思考的主题。

相对而言，新冠疫情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影响只有19.5%。同时，如果疫情得以控制，经济恢复的速度也自然更快。

新冠疫情发生后，很多与医疗卫生技术相关的研发创新要比其他行业或者过去的速度都更快。与此同时，全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每天致死4.8万人以上，肿瘤为2.6万人，慢阻肺为1.07万人。持上述两种观点的学者都是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因此，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尽管当期GDP增长的效果显著，但长期的增长代价会越来越高。

同样基于牛津大学及其相关数据，我们还构建了防疫反应速度由慢到快的时间指数，简单的二元图示也发现，如果不计其他因素，政府采取防控措施的速度越快，最后感染的密度就越低。有效配置医保资源，离不开合理支付医疗服务，其中包括DRG支付方式。

由此可见，这场世纪之疫的难度及其防控措施的复杂程度恐怕前所未有，警示人类应该增加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并更加科学、理性、系统地探讨长期抗疫的防控优化问题。大多经济危机都几乎始于总需求不足，表现在始于某些行业的市场疲软，并逐渐蔓延到其他行业，最终危及到全行业。

一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数据，其中包括食品烟酒、居住、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穿衣、生活用品及其他8项开支。总而言之，伴随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全民医保制度进一步完善，人均期望寿命持续上升，人类社会必将越来越加大在医学技术、公共卫生和健康促进等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因此卫生技术评估的要求和应用将不断提升，成为国家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科学手段。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其源泉也无非三大方面：一是物质资本投资，二是劳动与人力资本提升，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说以上数据时长较短的活，另一组数据跨度近30年，结论也很一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则不同，因为其病毒的袭击是外生性冲击，突如其来，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不仅快速，而且是全方位的立体影响。2003-2013年，美国全行业就业指数几乎呈顺周期变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不断上升，2008年之后就剧烈下降，直到金融危机后才又逐渐恢复。

全球地区层面上的感染数据显示，非洲地区感染率最低，其次是亚洲地区，中国属最低之位，发达国家感染最高。首先，新冠肺炎有大量无症状的隐形感染病例，这些病例无法统计到确诊病例中。

1978年，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不到3%。这意味着，越富裕的国家感染程度越高，而越贫穷的国家则越低，这个结果和传统直觉不太一样。

疫情防控中的最优选择：要钱还是要命？ 有经济学家认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化背景下，任何防控措施都有机会成本。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新冠抗疫措施的选择上，上述传统经济学的取舍关系可能不易成立。